【编者按】
起来！前进！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，上海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强音。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解放日报“抗战•上海寻迹”报道组兵分多路，从不同视角寻找上海抗战印迹。我们寻访的第二路，寻找当年那些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诞生之处，访问文化名人抗战期间在上海奔走的人生轨迹，回望上海民众在民族危亡之时万众一心的觉醒。
巨鹿路174号，一个在今天的上海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地址，恰如它当年的神秘。
这里曾是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的故居所在地。1937年上海沦陷后，一家名为复社的秘密出版机构在此成立，在“孤岛”中出版了一批红色进步书籍。因其隐蔽，听过“复社”这个名字的人少之又少，但它曾出版的书籍却举世闻名，有埃德加·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，也有皇皇600多万字的《鲁迅全集》……
展开剩余83%今天，复社所在建筑早已不存，遗址成为延中绿地的一部分。站在巨鹿路和瑞金一路的交叉口，但见草木静默不语，穿越时空，仿佛还能看到当年进步文化人士在此冒险编辑出版的日日夜夜……
组织力量翻译出版《西行漫记》
复社实在太隐蔽了，神秘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资料，对其的研究也是寥寥。
2022年初，上海市档案学会常务副理事长、上海市档案馆原副馆长邢建榕曾寻访复社遗址，从胡愈之侄子提供给他的老照片来看，那是一幢沿街单间三层楼房，看上去颇为破旧。建筑前门靠巨籁达路（即现在的巨鹿路），后门则是福煦路（即现在的延安中路），另一侧靠瑞金一路。
20世纪90年代巨鹿路174号复社旧址。
“就是这么一处平平无奇的地方，在埃德加·斯诺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英文版问世仅四个月后，就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。”邢建榕告诉记者，当年，这里是英法租界的交界处，属于“三不管”地段，有利于隐蔽疏散，对秘密出版来说，是个有利条件。
斯诺撰写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故事，很多人都不陌生。1936年6月，经宋庆龄介绍安排，斯诺穿越层层封锁前往陕北，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。1937年下半年，他在北京完成书稿，并交给英国戈兰茨公司，当年10月出版后轰动世界。
这是1936年，斯诺（右）在陕北采访途中。 新华社发
当时，中共党员胡愈之担任上海救亡协会宣传部副部长，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向外国记者发布抗战新闻，因此和斯诺相识结为好友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从斯诺那看到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英文样书，出于新闻出版的职业敏感，他意识到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，便决心组织力量把它翻译出来。
虽然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，但要在刚沦陷的上海出版这么一部宣传红军苏区的书，并不容易。为此，胡愈之想到在位于租界的家中秘密促成此事，并“巧立名目”想了一个“复社”的名义。“复社”二字，取自明末江南爱国志士曾创办的“复社”，意为复兴中华，在出版领域传播红色信仰。
说干就干，复社于1937年底成立，翻译工作于同年12月正式启动。担任复社社长的胡愈之从当时上海左翼进步人士中物色了11位擅长英文翻译的人才，连同他自己在内，组成翻译团队，每人负责一章，共12章。每译好一章，就交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统一译校，最后，再由胡愈之审阅并润色，统一全书风格。
1938年复社版《西行漫记》扉页
为避免国民党干预，翻译团队还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（ Red Star Over China ）这个原书名改为《西行漫记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斯诺还为中译本提供了图片，其中就包括那张他拍摄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著名肖像照。
1938年2月，仅用了不到三个月，《西行漫记》便正式出版，但该书的版权页上仅标注了复社印行（藏版）寥寥数字，不见具体地址，以达到隐藏信息、保护相关人等的目的。
多年后，复社成员之一郑振铎在《记复社》一文中回忆：“敌人们大索复社，但始终不知社址何在。敌人们用尽种种办法，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，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。”
在上海近代史上留下不朽印记
“复社长期处于秘密状态，本身档案就很少，很多资料当时就被销毁了，目前可见的原始档案只有两件，都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。”邢建榕告诉记者，其中一件是复社社约，记载复社宗旨是在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，“促进文化，复兴民族”。
另一件则是1939年4月1日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，详细记载了复社的出版计划，比如继续出版《列宁全集》、筹办出版百科全书、计划翻译《高尔基全集》等。据相关人士回忆，复社可能还秘密出版了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《论新阶段》单行本。
在郑振铎的回忆中，复社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出版《鲁迅全集》，当时，复社社员有20人，来自各个阶层，社费每人50元，共筹集社费1000元，“就拿这一千元作为基础，出版了一部《鲁迅全集》”。编辑委员会为此搜辑了许多已刊、未刊的鲁迅著作，加以整理、抄写、编排次序，然后付印。当时，每部《鲁迅全集》的定价是八元五角。
昔日外滩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上海租界遭日军攻占，时局趋于严峻，复社也随之解散。在邢建榕看来，复社虽只存在短短4年，但仅以其出版的《西行漫记》和《鲁迅全集》来说，足以在上海近代史上留下不朽的印记。
事实上，除复社外，当时还有很多出版机构驻扎在上海，出版了一大批进步刊物。比如，邹韬奋的生活书店，不仅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，还出版了《抗战》等抗日救亡刊物；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则致力于出版优秀文学作品，在抗战文化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；商务印书馆、开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也积极参与，出版了众多与抗日救亡相关的内容。
“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，和上海这座城市的环境和条件息息相关。”邢建榕说，作为重要的工商业大都市，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，其独特优势不仅在于强大的经济基础，更在于相对成熟的政治社会环境。特别是租界的存在，相较于国内其他城市，为上海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宽松度和缓冲空间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秩序，有利于文化出版的发展。
这是1979年9月27日，胡愈之（左）和叶圣陶在观看新出版的《辞源》修订本。新华社发
这样的环境，自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文化精英汇聚在上海，其中不乏从海外归国的人士。某种意义上，上海是当时中国与世界，以及国内各城市信息通信最便捷的枢纽，这座城市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发展机遇，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。
“文化抗战是全民族抗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它唤醒大众，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。”邢建榕说，这些文化人群体以笔为枪，坚定全民族抗战的决心，进行了一场捍卫中华民族尊严与精神的“战斗”，展现了宏大的视野和坚定的精神力量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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